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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政治主張中的“博愛”思想

孫中山是號召以武裝起義推翻滿清封建王朝腐朽統治和捍衛民主共和政體的堅定革命者，被稱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另一方面，他又以“博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理念受到推崇。革命與博愛，這兩個無論從概念含義到行動實踐均矛盾與對立，在孫中山反帝反封建和“三民主義”的政治主張中卻得到了融合的統一。反帝反封建既是當時振興中華、建設近現代化中國的迫切要求，也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想愿景的構建基礎。這也是“博愛”思想的政治實踐和切實體現。而“三民主義”的核心要義和根本目標則是保障民權和普惠民生。實際上，民權也是民生的組成部分，是民生改善得以實現的保障。

因而，狹義而言，博愛就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的指導思想，或者說關于民生的主張是孫中山“博愛”思想的具體反映。“博愛”體現了孫中山追求革命的根本目的和核心目標，即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是中國革命的最終目的，是其整個革命思想的核心。這也是孫中山革命思想中最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和認可的部分。正因如此，在為其修建的中山陵入口處的牌坊上，高懸的是鐫刻“博愛”二字的石匾，名為“博愛坊”。

中華民國成立后，民生甚至一度成為了孫中山唯一關注的“一民主義”。他認為“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孫中山在1924年的《三民主義》演講中是這樣闡述民生概念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在《三民主義》演講中關于“民權主義”的內容，孫中山最后也是從“博愛”與民生主義二者之間的關系來直接闡述的：“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的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

中山陵“博愛坊”牌匾

博愛思想是孫中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使中國成為現代化的國家，需要的不僅僅是政治、經濟的現代化建設，中國人的思想和人文精神也必須進行與現代文明相匹配的深刻改造。這是孫中山與當時眾多仁人志士的共識。一般認為，孫中山的博愛思想既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墨家“兼愛”和儒家“仁愛”的精華，也包含了西方政治學內容中平等、自由、民主等具有現代意義的博愛觀。因而，廣義而言，無論從“博愛”思想的來源，還是孫中山基于其本人中西方生活閱歷的見識，他倡導的博愛旨在謀中國人之幸福的普惠民生之外，又是與其關系到全人類福祉的“世界大同”這一終極目標相通相連的，即其所言“博愛”是“人類寶筏，政治極則”，是“吾人無窮之希望，最偉大之思想。”

孫中山的“博愛”題詞

孫中山一生以革命事業為己任，并無專心研習書法的時間和精力。但因其少時在私塾讀書，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有過嚴格的描紅習字訓練，因而其書法造詣是有著良好基本功的。況且，因革命活動和工作需要他長年親自批閱、回復諸多公文和撰寫各種文稿，長期的揮毫筆耕使得他的書法不斷完善提高，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當然，盡管如此，孫中山也并非因書法技藝而著稱，其書法作品更多的是以內容影響后世。孫中山題詞類的書法作品，通常是為答謝革命追隨者和支持者，或勉勵革命同志而作，也是其思想理念和奮斗目標的推廣宣傳。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孫中山1907年題贈鄧萌南的“博愛”，為目前發現最早的“博愛”題詞

孫中山以書法作品宣傳最多的，就是“博愛”思想。據2000年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孫中山題詞遺墨匯編》一書統計，孫中山題詞最多的有“博愛”和“天下為公”兩種。其中“博愛”的題詞多達64件，“天下為公”的題詞有39件。另據2008年中山大學教授林家有在“廣東文史大講堂——博愛精神廣東行”開講時稱，孫中山“博愛”題詞共有67幅，此外還有與“博愛”有關的題詞156幅。這些如今流傳于海內外的題詞，足見“博愛”二字確為孫中山心之所系，即“為四萬萬人謀幸福”，最終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目標，彰顯了他作為一代偉人的情懷胸襟和遠見格局。

孫中山的題詞筆法敦厚內斂，筆力遒勁篤實，作為書法作品韻味別具一格，具有很高的辨識性。書法界一般認為，孫中山的書法植根于北魏，深受顏體、蘇體的影響，既集合兩家之長又獨具風格，既有顏體的勁道又有蘇體的豐肥，尤其是側款小字，可以更加明顯地看出其受蘇體的影響。當然，孫中山書法的獨特價值，并不能僅從字體風格、書寫布局以及功力和技巧等就事而論，也并非單純是由于其名人效應而形成的。觀其以“博愛”為代表的題詞類書法作品，往往令人深刻體會和久久回味的是其直抒胸臆的革命信念和理想追求所蘊含的內在張力。這是孫中山通過書法作品留給后人的偉人魅力和精神財富。

譚延闿曾評曰：“時賢謂總理之書，深得唐人氣韻，流美自然，非力學所能工。至其矜慎厚重，不詭不隨，又適如其人焉。”因而，也可以說，孫中山的書法不是練出來的，而純粹是從其思想中流露出來的，是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與偉大理想而自成一體的。孫中山的書法墨跡不僅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記錄了那個時代的革命氣息、偉人足跡及其背后的感人事跡。透過字跡，我們還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和支持者昭示后人的共同愿景和不懈努力。

國內華僑博物館現存的兩幅“博愛”題詞

華僑是辛亥革命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支持力量之一，因而孫中山有不少題詞都是寫給華僑的。中國博物館協會華僑博物館專業委員會有兩家成員單位——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和廣東中國客家博物館有幸收藏了孫中山書贈華僑的兩幅“博愛”題詞。

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收藏的是孫中山先生為南非杜省（即杜蘭斯畦省）華僑聯衛會題寫的“博愛”。這是現存唯一由孫中山親筆題寫，并且在落款上明示贈予華僑團體的一幅書法作品。題識書孫文二字，鈐印為白文孫文之印。此幅孫中山先生題寫的“博愛”用紙為普通白紙，長103.7厘米，寬50.5厘米，已泛黃，多處蟲蛀，后經重新裝裱修復，但鏡框仍是當年鑲制的，油漆已現斑駁。從書法角度來看，該題詞以唐楷為本，風格端莊質樸，氣息淳厚雋永，筆畫圓融含蓄。

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博愛”題詞

南非杜省華僑聯衛會，又稱“約翰內斯堡聯衛會”，原是成立于1903年、南部非洲地區歷史最為悠久的華僑社團——“南非杜省中華公會”的一部分。1909年4月，該會從中華公會分離出來單獨組建，通過章程明確其宗旨為：幫助孤寡老弱、殘疾僑胞，以及支持其他與南非華僑華人有關的公益事業，如出錢為窮困華僑購買船票回國，遇有華僑死亡無以為葬者，為其料理后事等等。1917年該會籌款3000英鎊創辦公司，以盈利支持會務經費和用于公益。1918年，南非全國性流行感冒盛行，該會向華僑華人免費分發預防流感的中草藥，結果全約翰內斯堡僅有1名未飲用這種中草藥的華僑華人死于流感。

在20世紀20年代初該會發展成為擁有會員最多、規模最大的南非華僑社團，與維益社和致公堂等僑團一道，是南非華僑維護自身利益、聯絡感情、互幫互助的重要活動中心。1923年，杜省華僑聯衛會在廣州長堤建造分會所樓舍，作為會員回國后的聯絡地點。1925年，該會還與其他僑團一起創辦了使當地華僑受益人數最多的公益事業，即資助在約翰內斯堡創辦華僑小學。至1938年，該校逐漸發展成為一所完全中學，即約翰內斯堡華僑學校。該校一方面教授華僑子弟中文和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另一方面也讓他們學習英語，以適應環境和培養謀生技能。為對抗白人種族歧視，該校校舍寬敞氣派、設備齊全、桌椅美觀，毫不比白人學校遜色，校長、教師待遇也絕不比白人差。教師除教學外，還要兼理華僑喜慶及節日的對聯、治喪吊唁的挽聯，以及代筆寫信等，頗為華僑所敬重。

廣東中國客家博物館收藏的“博愛”題詞

為表彰和勉勵華僑聯衛會的善行，在該會修建廣州分會所時孫中山題寫了該幅字。該題詞原來保存在“南非杜省中華公會”會館，歷時百余年，一直被該會視為珍藏。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籌建時，時任該會館主席的葉北洋先生得知中國僑聯為盡快建成這一國家級的華僑博物館，正在世界各地征集文物時，決定將這幅孫中山先生的遺墨捐獻出來。該墨寶由葉北洋先生交給當時正率團出訪南非的中國僑聯副主席林淑娘。林淑娘一行回國后即將其轉交給中國華僑博物館籌建處工作人員。現該幅題詞在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基本陳列中展出，并于2021年被專家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廣東中國客家博物館收藏的“博愛”題詞是孫中山于民國初年在日本題贈給華商潘君勉的，以感謝潘君勉先生多次捐款大力支持民主革命事業，同時借此再次宣傳博愛精神。此書法作品為紙本、橫軸，長98厘米，寬38厘米，整體完整，但霉點嚴重。尾款寫“君勉先生屬”，題識、鈐印皆與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的“博愛”題詞相同。整幅作品一筆一畫用筆端莊規范，幾無潦草，形體方正，寬博厚重；用墨飽滿，沒有枯筆，棱角圓潤，線條流暢，韻味悠長。

潘君勉（1882-1968年），廣東梅州市梅縣區南口鎮人，客家人，著名海外華商、愛國民主人士、旅港嘉屬商會首屆會長。潘君勉少年時期在鄉求學，16歲到廣州謀生。1908年，26歲的潘君勉在堂叔辦的香港“萬通安記”商號任司理。在這期間，因他與印尼華僑在生意上往來密切，遂大力協助家鄉青年前往印尼謀生，如：為他們提供食宿、購買船票及辦理護照等，有數百人通過他的幫助得以在海外立足發展。1916年，潘君勉團結旅港嘉應商界同鄉倡議成立“旅港嘉屬商會”，被選為首屆會長。

20世紀30年代，他與堂兄潘植我在日本神戶創辦“得人和”商號，任副經理。1938年，他與同鄉丘公冶、林翊球等人發起組織“南洋輸出入商會”，任首屆副理事長。20世紀40年代初，為進一步擴展貿易，他又先后在日本神戶開設“東明公司”，在香港、上海及家鄉南口開設“南通公司”，在九龍開設“南洋織造廠”，經營神戶、大阪、香港、上海及嘉應地區與南洋各埠的貨物運輸和銷售。

經商積累了巨額財富后，潘君勉先后在家鄉和香港元朗凹頭分別修建了以其父名字命名的“蔭華廬”，又稱“潘屋”“獅子屋”。“獅子屋”得名是因為其正門兩側分別雕有一對貼金木獅，屋內檐下有4對共8只石獅子浮雕，形神皆霸氣，為香港建筑中所罕見。1938年5月，同為梅縣客家人的葉劍英到香港開展工作及就醫，就住在“潘屋”。潘君勉還接待過葉劍英的母親、兄弟、妻子等入住，兩家人曾在門前合影留念。后來，葉劍英離港回武漢，將在港的家人托付給潘君勉。潘君勉不僅照顧葉劍英的家人，還捐款在香港購買藥品及醫療器材，轉運至八路軍、新四軍抗日前線，更將兩名侄子通過葉劍英送到八路軍參加抗戰。此外，周恩來、郭沫若等也曾在這座大宅避難、養傷或安頓家人。

潘君勉與葉劍英

1983年，時任港督的尤德爵士及夫人在香港文化署官員嚴瑞源先生陪同下參觀“潘屋”。其后，港督衛奕信爵士建議將“潘屋”列為歷史建筑物收購，并改建為“元朗潘屋客家文物博物館”。1985年，占地面積達3728平方米的元朗“蔭華廬”被評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筑，是唯一被香港政府列為一級文物的單一民居，并于2010年獲確認評級。潘君勉生前還熱心公益事業，曾主動把在元朗凹頭買下的土地捐贈給九龍博愛醫院興建大樓。1944年他與溫克威、陳柏麟等人倡辦梅縣縣立第二中學（即今南口中學前身)，并捐款資助家鄉毅成學校和安仁中學興建校舍。1950年南口中學籌募建校經費時，他帶頭捐獻并發動旅港嘉屬商會成員資助。

從追隨和支持孫中山到幫助和擁護共產黨，反映出一大批像潘君勉這樣的華僑每到國家、民族命運轉折的重要歷史關頭，總是能做出正確抉擇，站在代表人類正義、進步的力量一邊。20世紀90年代末，潘君勉的女兒將該題詞捐贈給梅州市華僑博物館。2010年10月，梅州市華僑博物館并入廣東中國客家博物館，該文物隨之由原梅州市華僑博物館于2010年12月23日移交給現廣東中國客家博物館。2012年該書法作品被鑒定為國家二級文物。

結語

書法不僅僅是寫字，更重在寫志、寫心。用“以書明志”“字如其人”來描述孫中山的“博愛”題詞可謂恰如其分。通過對“博愛”手跡的欣賞和品味，我們不僅可以領略書法藝術本身的魅力，更能從中領略孫中山以武裝革命為手段、以改善民生為目的、以人類文明進步為追求的堅定政治主張和高遠思想境界。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是孫中山先生的著名遺言。如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以新的時代面貌如火如荼、日新月異地推進中，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成為當下我們關于全球發展和世界未來的最新認識。新中國70多年的成就使我們倍感自豪而無愧于孫中山先生的遺言。他的革命理想、政治主張和博愛思想仍然是我們不懈奮斗、繼續前行的動力給養和精神財富，也是我們對他最好的紀念和告慰。

今天我們紀念孫中山先生，再度觀賞和領悟其“博愛”墨寶遺存，是為了重溫一代又一代革命先輩“振興中華”的堅定目標和美好夙愿，更深入地思考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含義及其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在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將“博愛”思想更好地融入到新時代和平發展、共同富裕、互利共贏的理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