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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華僑慰勞團陳嘉庚（前左二）、李鐵民（前左一）、侯西反（前右二）等人抵達延安時留影

陳嘉庚先生是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企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他這輩子做的最為人敬重的事，就是支援國內抗戰。

從“九一八事變”開始，身在南洋的陳嘉庚就對民族危機十分憂心，組織了南洋800萬華僑，成立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當時中國軍費的43%都是他們籌集的。

1940年3月，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回國，陳嘉庚先后考察了戰時國民黨中央政府移駐地重慶及一些國統區，還去了延安，最終做出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準確判斷。

雙方的領袖判若云泥

起初，陳嘉庚先生與蔣介石的關系比較密切。1936年，他曾表示：“中國國民政府乃中國國內外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共同信賴之唯一政府,國民政府之主張,即中國全國國民之主張！”在蔣介石50歲生日時，募集國幣130多萬元，以此表達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支持。他率領的考察團也是先行抵達了重慶。

在重慶，陳嘉庚和蔣介石有過兩次晤面。讓陳嘉庚印象深刻的是，3月28日與蔣介石的首次見面，當時蔣介石的座車一到，傳令兵高喊：“蔣委員長到！”在場所有人立刻畢恭畢敬地肅立，連大氣都不敢出。蔣介石和宋美齡步入會場后，揮手示意就座，大家這才敢坐下。會見中蔣介石問陳嘉庚：對重慶印象如何？陳嘉庚直言：“對全市大興土木，不顧敵人轟炸印象深刻。”陳嘉庚回到住所后，對同行者說：“蔣介石像個皇帝。”

蔣介石宴請陳嘉庚的嘉陵賓館，是孔祥熙私人開設的，以國民政府搞舌尖上的腐敗而名聲在外。當孔祥熙對陳嘉庚親口承認嘉陵賓館的確是他辦的時，陳嘉庚愕然。“余至此乃深訝我國政治，與外國相差甚遠。英國政府公務員，不但不得私設營業，亦不得買賣公司股份，雖地皮業產，銀行及政府債票亦然，防弊甚嚴，違者立即開革科罰。”尤其是在看到孔祥熙的豪宅后，他的心情更是無比復雜。

孔祥熙何許人？他是蔣介石的連襟！時任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蔣介石袒護縱容親屬搜刮民脂民膏的行為令陳嘉庚深感失望。

陳嘉庚到成都時，蔣介石了解到陳嘉庚的下一步旅程可能包括延安，他與夫人趕到成都，邀請陳嘉庚共進午餐，意圖親自出馬勸阻。席間，蔣介石詢問，離開成都后，是否會前往他處？陳嘉庚本來還不明白蔣介石用意，回答蘭州、西安。但蔣介石卻不依不饒，繼續追問，還會去往何處？陳嘉庚這才反應過來，然后直接表明：將去延安。陳嘉庚早就耳聞國共兩黨不和，希望溝通化解雙方的誤會，以利一致抗日。沒想到蔣介石立刻變臉，說共產黨人不守信用，沒有誠意，試圖打消陳嘉庚去延安的念頭。見阻攔不住，就一再提醒說，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騙。

由于陳嘉庚的堅持，在共產黨駐渝代表的安排下，陳嘉庚的延安訪問終得成行。

考察團轉道西安住下后，卻被國民黨當局又另安排在偏遠的地方，車輛也被調走，使考察團無法和共產黨聯系，陳嘉庚和周恩來等人的約會也泡了湯。

直到5月30日，陳嘉庚才踏上了趕往延安之路。途中在餐館吃午飯時，一干人突然闖進來，遞給考察團成員一份五張紙的投訴書，上面寫的都是譴責共產黨不合作、沒誠意的內容。陳嘉庚看后，把這份投訴書撕個粉碎，對同行的人說，這就是國民黨煽動的證據。

經過此番折騰，陳嘉庚對蔣介石的看法有了變化，認定蔣介石心胸狹隘、沒有誠意、缺乏遠見。

毛澤東在楊家嶺辦公室兼住所的窯洞會見了陳嘉庚。他在窯洞門前早早迎候，為人十分真誠熱情，接待的地方非常簡陋，甚至很多地方都有些破舊，住所全是窯洞，屋內也只有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低不一，以至于這位見多識廣的華僑領袖都忍不住感慨：“蓋甚簡單也。”

由于總司令部內的人都可以參加會見，席位告滿。一個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澤東身邊略有空隙，便擠身坐下。毛澤東向他望一望，自己移開一點，以便讓他坐得更舒服些。

會晤由華僑學生擔任翻譯，陳嘉庚注意到，“南洋女學生來，無敬禮便坐，并參加談話，絕無拘束。又一男學生來亦然。少頃集美學生陳必達來亦如是”。會談進行時，“朱德、陳紹禹夫婦亦到，諸人安然坐談，未有起立行禮等項”。

陳嘉庚就我黨反摩擦斗爭與毛澤東交談，他認為在國共兩黨關系的問題上，共產黨應多做讓步，以團結求團結。

毛澤東耐心解釋：如今的總方針是團結一致抗戰，但以斗爭求團結，也是一種策略。若以團結求團結，不但團結搞不成，進步勢力還會橫遭摧殘，統一戰線也必將破裂，全國將重新陷入內戰之中，甚至可能亡國。毛澤東的回復有理有據、開誠布公，使陳嘉庚明晰了共產黨救國救民的政治立場。

陳嘉庚在延安抗大聽毛澤東講課，開始毛澤東坐在長板凳上，遲到的人看到主席的板凳上有空位就擠上去，又再來一人，主席又讓座，最后就站著講。

此后，陳嘉庚多次與毛澤東共同探討國家大事、共進晚餐，兩人從孫中山說到了三民主義，再到國民黨，還談及了對日本侵略戰爭的看法，以及國家未來的發展構思。毛澤東談吐中盡顯領袖風范，文韜武略、經天緯地的才智和個人魅力深深打動了陳嘉庚。

從延安歸來后，陳嘉庚高興地對馬來西亞愛國僑領莊明理說：“我未訪延安前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做了許多大事，此人現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澤東。”

1949年2月，在接受美聯社星洲分社主任馬斯特遜采訪時，陳嘉庚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和蔣介石的為人完全不同”的好領袖，是“一個有遠大眼光的人”。

雙方的餐桌天壤之別

有資料記載：蔣介石為了討好陳嘉庚，特撥8萬元經費用于接待，當時這筆錢能買800頭牛！每天的宴席，炊金饌玉極盡奢靡，高官們在觥籌交錯之間，大談“堅持抗戰、共克時艱”，陳嘉庚親眼見到 “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竟是戰時重慶大小官員的常態。無奈，考察團連續三天在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罷宴聲明：“僑胞使命注重實際工作，所有其他應酬概行謝絕，僅布區區，諸祈公鑒，并希原諒。”

在國統區，陳嘉庚每到一地，當地官員都用山珍海味招待。云南省主席龍云招待陳嘉庚的菜肴，讓他頗感意外：“是宴酒菜均特殊，菜中有象鼻一味，為生平未嘗食。”他認為“此等虛浮乏實，與抗戰艱難時際不甚適耳。”

在延安，毛澤東在考察團抵達后的第二天宴請了陳嘉庚。

關于這次宴會，陳嘉庚的《南僑回憶錄》這樣記載：“筵僅一席于門外露天，取一舊圓桌面置方桌巾，已陳舊不光潔，乃用四張白紙遮蓋以代桌上，適風來被吹起即棄不用。”

延安各界熱烈歡迎陳嘉庚

桌上的主食是延安珍稀的大米和小米混蒸的 “二米飯”，菜是自己種植的幾樣蔬菜，唯一的“硬菜”，是一人一碗雞湯，一頓飯只花了幾毛的作料錢，真是“一碗湯里見興亡”。

對這簡陋到極致的伙食，毛澤東略帶歉意地說：“實在拿不出什么好東西。我也沒有錢買雞，這只雞是隔壁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專門送給我的。”按照陜甘寧邊區官兵差距很小的津貼標準，毛澤東每月津貼僅為5元，菜金僅為3元。看著毛澤東誠懇的笑容，陳嘉庚從簡單的伙食中品味出了與國民黨不一樣的東西，讓素來勤儉節約的陳嘉庚倍感親切，便意味深長地對毛澤東說：“得天下者，共產黨也！”

據《南僑回憶錄》記載，在延安的7天，考察到哪，往往就在哪里就餐，都是比較簡單的。毛澤東先后數次到陳嘉庚住宿地拜訪懇談，一起就餐。唯一的特殊化是餐桌上有延安本地少見的大米飯，最好的菜也就是雞蛋。

盡管蔣介石再三提醒陳嘉庚“勿受欺騙”，但延安之行讓這位愛國人士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雙方的作風截然不同

除了孔祥熙身為政府高官公然私營企業的事情外，國民黨的小人物也一言難盡。陳嘉庚到重慶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專供了一輛汽車外出使用。沒多久他們就發現該司機虛報冒領，而且屢次交涉無效，只好將其辭去。幾天后，陳嘉庚要用車，沒想到來的依然是那個司機那輛車。該司機貪婪如故，每日還要5元茶錢。對此，陳嘉庚感慨道：“至用油雖多，乃政府之事，我何必干預。第花費無度，不忍坐視不言，不圖屢言亦無效。如此足知重慶官員，費用公共物件，似無關痛癢，由下人自由出入耳。”

國民黨軍隊壯丁的悲慘命運使陳嘉庚震驚。在行程中，“見路旁有兩死尸，其一全身無衣服。據同行憲兵言：‘該尸系壯丁病死，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逢相當平民，就被拿去抵額，將衣服與穿，故民眾多有中途失蹤者。’”“壯丁用繩索縛聯，此為余親見之。”

陳嘉庚在重慶實地考察了一個多月，“所聞不外是官吏營業，機關濫設，特務橫行，民不聊生；所見長衣馬褂，脂粉旗袍，燈紅酒綠，車馬如龍；倡‘新生活’而污穢滿目；夸‘民主’而鉗制輿論；談‘抗日’而銷售敵貨”。“絕無一項稍感滿意”。耳聞目睹令陳嘉庚對國家前途深感憂慮。

陳嘉庚在延安實地考察的日子里，充分融入了當地生活，除了同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多次會晤外，參加了四次群眾性集會；參觀了中國女子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延安市容和安塞鋼鐵廠、印刷廠……在延安，陳嘉庚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與學生談到邊區老百姓自己選舉村長、鄉長和縣長時，陳嘉庚提出疑問：“老百姓不識字得多，不會寫自己想選的人的名字，怎么選舉呢？”同學們告訴他：“開選舉大會時，候選人都背對群眾坐在一張長桌子后面，每人身后放一個碗，候選人看不見誰選了誰。監選人按應選出的名額給每個選民發幾粒豆子，選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誰碗里的豆子多誰就當選了。”陳嘉庚聽后不禁哈哈大笑，風趣地稱之為“豆子選舉”，認為它體現了民主的良好作風。

在抗大三分校，陳嘉庚發現，正打球的學員看到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沒有列隊行禮等繁文縟節，反有學員高呼“總司令來比賽一場！”只見朱德興致盎然地脫去外衣，在球場與學員共賽。他還看見，一次吃飯時，朱德晚到，便自己盛了飯，夾雜在勤務兵中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甜。人人平等的生動場景讓陳嘉庚很是感慨。

陳嘉庚先生（中）在延安

延安的社會風氣和人民的精神面貌，也令陳嘉庚欣慰。“耳聞目睹各事實，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國福民為前提，并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

預言的誕生和證實

陳嘉庚一行從1940年5月31日抵達延安城南門，6月8日離延東行，停留了7天8夜。共產黨人的清廉、簡樸、民主、平等的作風及軍民水乳交融的情景折服了陳嘉庚。他將重慶與延安，國共兩黨、蔣介石與毛澤東進行了一番實實在在的比較之后，堅定了抗戰勝利的信心，心中的一些“疑團”也解開了，政治立場發生重大轉折，他對隨行者說：“中國有救星，勝利有保證，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12月15日，陳嘉庚回南洋路過緬甸仰光，在當地華僑歡迎會上大聲疾呼：“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陳嘉庚回到新加坡后對友人說：去年新加坡各社團聯合歡迎我，我的演講措辭是相當悲觀的。我曾說，中國要轉弱為強，必須再等半個世紀才有希望。經過這次回國實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話說錯了，原來拯救中國的人不但早已誕生，并且已經在那里做出許多大事了。

1941年1月，陳嘉庚在新加坡萬人歡迎大會上講話指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在陳嘉庚的影響下，海外華僑的捐款源源不斷地來到中國大陸。統計數據表明，華僑的捐款總額達到了13億元國幣，僑匯達到95億元以上，占當時中國軍費的43%。而這些捐款捐物的絕大多數，來源于東南亞華僑。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充分肯定“海外華僑輸財助戰”，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以及最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都充分應驗了陳嘉庚先生當年的預言，那句“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久久地回蕩在歷史的天空……

（作者為《陜西日報》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