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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先生三訪云南 | 視察滇緬公路慰問南僑機工調研民族工作

2024年08月18日14:18

云南省僑聯(lián)9月3日將在保山市舉行“紀念陳嘉庚先生誕辰150周年暨傳承梁金山愛國主義精神”座談會，筆者榮幸受邀參會。赴會之前，翻閱“陳嘉庚在云南”的相關文獻資料，撰此推文，以資參閱。

抗戰(zhàn)時期的陳嘉庚

陳嘉庚先生對云南有特別的感情、特別的牽掛，因為那里有滇緬公路，有英勇的南僑機工。他先后三次到訪云南，兩次在1940年，一次在1955年，足跡遍及昆明、大理、保山、德宏等地，留下許多寶貴的史料。在《南僑回憶錄》中，陳嘉庚詳細記述了在云南的主要行程和視察情況，尤其關注滇緬公路和華僑機工。1941年1月5日，他在新加坡向僑胞報告回國考察觀感時這樣介紹云南：

云南前盛產(chǎn)鴉片，每年煙稅可收三千萬元。禁煙后，煙稅取消，別征消費稅，年入一千七百萬元。近來中央亦令停止，改予補助。該省土地廣大，農(nóng)產(chǎn)豐富，新辟滇緬公路，兩旁山地，亦皆種植，其農(nóng)業(yè)之進步，可以想見。礦產(chǎn)如錫、鹽、銅、煤等，力事開采，產(chǎn)量日增。教育大中小學校林立，沿海著名大學，亦多移此（西南聯(lián)大），商業(yè)繁榮，蒸蒸日上。抗戰(zhàn)后出兵殺敵者十余萬人，而后方在訓練中者，亦數(shù)萬人。滇緬公路開工時，征發(fā)民工十五萬人，七個月完成，中外贊嘆，近因敵人進據(jù)安南（越南），我國乃以邊境陳兵三十萬，待機出擊，由龍主席兼任指揮。

陳嘉庚在新加坡向僑胞報告回國考察觀感（1941年1月5日）

第一次視察云南（1940年7月30日至8月13日）

1940年3月，陳嘉庚代表南洋華僑回國慰勞，在重慶考察一個多月，然后經(jīng)成都、蘭州、西安，于5月31日到達延安訪問。6月8日惜別延安，前往山西、河南戰(zhàn)區(qū)繼續(xù)考察，于7月17日回到重慶。到重慶后，獲悉英國政府接受日本要求，從7月18日起禁止滇緬路運輸三個月。陳嘉庚極為焦慮，即往訪外交部長王世杰探詢究竟。7月24日晚，陳嘉庚應國民外交協(xié)會主席陳銘樞之約，到留法比瑞同學會禮堂演講《西北觀感》，實事求是地談了自己對延安的良好印象。《西北觀感》講演之后重慶國民黨人很惱火，說陳嘉庚“以華僑領袖地位，未免為共產(chǎn)黨火上添油”。陳嘉庚則堅持認為，“無論在何處，如有要余演講回國所聞見，余決不能昧良指鹿為馬”。7月27日，陳嘉庚往見蔣介石，蔣介石與之作“懇切之談話”，次日又約陳嘉庚午餐，“對其受共黨之麻醉已深，不勝惋惜”。

陳嘉庚訪問延安（1940年5月31日）

7月30日早，陳嘉庚乘飛機到昆明，擬考察滇緬公路。朱家驊、吳鐵城、陳樹人、葉楚傖、蕭吉珊、谷正綱、洪蘭友等國民黨黨政要人及文化機關和民眾團體的代表到機場送行。朱家驊告訴陳嘉庚，蔣介石派王泉笙及鄭善政作“陪伴”，同往訪問西南各省。中午到昆明后，陳嘉庚立即提筆寫信給蔣介石說：“鈞座擬派王泉笙同來西南，諒必鈞座恐余到西南宣傳共產(chǎn)黨，故派王君來監(jiān)督。余所言乃據(jù)所聞所見事實，憑余良心與人格，決不能指鹿為馬。余所要求者，完全為國家民族計，與共產(chǎn)黨毫無關系。昨日鈞座下問對國民黨感想一事，茲敬將所知奉聞，以報盛意：（1）西南運輸辦理不善，盡人皆知，在新加坡曾多次函電軍委會，未悉可達鈞座否？（2）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全國經(jīng)濟學社年會，馬寅初主席言現(xiàn)時國家如此嚴重危險，而保管外匯之人，尚且時常逃走外匯，加獲五七千萬元，將留為子孫作棺材本，幾于聲淚俱下。（3）西安污吏盡人都知，該市與共黨接界，未免使彼等有所借口。以上三害希設法改善，勿使阻礙抗戰(zhàn)，萬乞注意勿為人所誤，至荷至幸！”這封信寄出后王泉笙便沒有到昆明來。

滇緬公路

7月31日，到西南運輸辦事處訪龔學遂，了解滇緬公路禁運前后的運輸情況。

8月1日，參觀西南運輸處車庫，并了解華僑司機服務及待遇改善情況。

2日，到滇緬公路沿線視察，乘汽車當晚到楚雄。

3日，抵下關，到西南運輸醫(yī)院探視因翻車受傷的慰勞團員蔣才品傷勢。

南僑機工

4日上午，到大理，參觀大理石工廠；下午，回下關，參觀交通部及西南運輸處停車場、修理廠，晚，參加華僑機工開會，查知南僑總會贈送的衣服、鞋襪、蚊帳，“多領不足”。

5日，離下關到楚雄。

6日，回昆明。

7日，與龔學遂談改革滇緬路運輸管理的意見。

南僑機工回國參戰(zhàn)（1939年2月）

8日，出席西南運輸訓練學校學生和司機的歡迎會；出席云南省主席龍云的招待宴會。當晚在昆明廣播電臺對國內(nèi)外同胞廣播演講，說前在重慶時曾作過七次廣播演講，這次主要談兩次會見蔣介石的情況和白崇禧的建議。批評政府派往南洋視察的官員，忙于應酬宴會，“實已應接不暇，自無充分時間作實際視察工作”。建議政府應派視學官，負責視察指導華僑學校。還說白崇禧、吳鐵城稱贊馬來亞流行國語。接著報告到下關、大理所見鹽業(yè)和大理石生產(chǎn)情況，說大理石聞名世界，需要大量投資，用機器大規(guī)模開采制造，提醒僑胞注意。

8月9日，到西南聯(lián)合大學演講《西北考察之觀感及南洋僑胞之近況》，報告南洋華僑人數(shù)、義捐、抵制諸項努力，及教育、經(jīng)濟情形，并略述抗戰(zhàn)之樂觀，勉勵學生勤學節(jié)約、挑起建國重任，“無論個人、社會、國家、事業(yè)的發(fā)展全賴‘忠誠信義’四字” 。

西南聯(lián)大（該圖片來自網(wǎng)絡）

8月12日，出席昆明各界歡迎會，報告海外華僑積極義捐、抵制日貨等情況，還特別提到“南洋鴉片流毒，迄今尚烈”，殖民政府都以“中國尚未禁絕”為借口，不肯嚴禁。這段話是針對當時云南上層社會盛行吸毒而發(fā)的。會后，在答各報記者問時，關于國共兩黨對立事，他說，未到延安之前，傳聞共產(chǎn)黨甚惡，親往西北各處回來，“已明大概，誠百聞不如一見”。談到中央有一部分人準備消滅共產(chǎn)黨時說，“余料現(xiàn)下將官多明大義，決不愿自相殺戮”。還說：“素來對政治為門外漢，不能言，亦不欲言。……唯滿清服制之長衣馬褂尚仍保留，失革命維新精神，涂唇染指，忘新生活條件，與及十左右歲女童猶守纏足陋習，無興利除弊決心，此為海外華僑認為奇特，也想不到也”。

8月13日，由昆明乘西南運輸處汽車至盤縣，晚在某社團講南洋及西北概況。14日，至貴陽，住中國旅行社。

第二次視察云南（1940年11月29日至12月9日）

1940年11月28日，陳嘉庚從貴陽乘西南運輸公司貨車，于29日半夜到昆明。

12月1日，往西南運輸處，獲知重慶已派來兩人為視察西南運輸委員，另一人大約隔天到。又往見建設廳長張君，問云南對田賦有無增加，數(shù)月來對省內(nèi)運輸有無統(tǒng)制，有無向民眾派買軍米及兼營貿(mào)易貨物等情況。

2日，往西山佛寺見中央駐昆明管理鹽政張繡文，告以閩省食鹽統(tǒng)制問題，請張君代電財部改善辦法。并告以陳儀禍閩數(shù)事，擬聯(lián)絡中外同鄉(xiāng)交涉計較，以拯救閩民苦況。晚間往同鄉(xiāng)會開會，仍詳細報告及商進行辦法，并分送各印件。

3日，往西南運輸鐵工廠，注意查看前告三個月內(nèi)可完造炭爐代汽貨車四百個，有無實現(xiàn)。及查詢經(jīng)理，則云因乏鐵板，僅造成三十余個。與中央所派兩委員及西南運輸所派一委員研議此次沿路進行視察等事，并定次日早上同車起程。而西南運輸所派之人，即前下關負責人李某，陳嘉庚“以此人前次欺蔽浪費，心甚不滿，不可與共事。乃告龔君另委他人。答現(xiàn)無別人可委，擬電保山主持人，待余到保山時參加，余應承之”。

是日，陳嘉庚再發(fā)一電文給蔣介石：“余明早將同委員沿路視察，從此出國，敬辭。前日在贛州、泰和、桂林呈三電想均收覽，迄未蒙覆示。查黔、滇亦無如閩苛政，是則南方各省，獨閩民最慘酷，故不能忍心坐視。至戰(zhàn)時統(tǒng)制雖需要，如有好公務員則有益，若我國人竊以為有害無益。故不論何省，萬祈勿輕施統(tǒng)制，只須嚴禁囤積，及平定物價，要視官吏肯否奉行。謹貢愚誠，希良裁。”他“雖明知屢言無效，然愛省愛國之心不能自已，再盡最后之忠告，成敗均不計也”。

4日，陳嘉庚一行與兩委員坐兩汽車由昆明起程，指示莊明理等注意沿路，如見某處欠闊或彎曲不妥，抑或有危險性，均要登記，待停車或到站互相查對，是否相同，并告知趙工程師。然沿路所記載，須改善者大都相同，趙君亦承受修改。是晚寓楚雄中國旅行社。越早復啟行，午后到下關。復往醫(yī)院視蔣才品君，仍不能起床，乃與議定不日由醫(yī)車運送至仰光，經(jīng)醫(yī)院長應承，并要派一醫(yī)生同行。5日，復起行，是晚到永平，寓旅舍。

6日，沿滇緬公路西段行，午刻過功果橋。功果橋長二百余尺，系用鋼索吊造，其江水頗淺。自敵機來炸，已在上流距離半公里江水更淺江面更狹之處，再造一新橋，將竣工，以作預備。此橋免用鋼索吊造，系用橋柱，工程極容易，故不懼轟炸。滇緬公路運輸自10月18日重新開放后，敵機時常來轟炸，“聞兩個大橋多被炸壞，軍火減運不少，每天僅可行半日爾”，陳嘉庚“甚為憂慮”。“功果橋較無緊要，惠通橋則甚有關系，因用鋼索吊造，若該鋼索被炸斷，則不能通行，然已被炸斷兩三條，眼前尚可維持”。但鋼索無余存可續(xù)，需電美國辦買，而敵機尤注意惠通橋。

惠通橋

近晚至保山，寓于旅舍，是晚華僑中學校長某君來見，系廣州人。陳嘉庚詢以學生數(shù)及經(jīng)費多少，答男女學生四百余人，經(jīng)費中央年給一十五萬元。校長離開后不久，20多名學生來見，說自秋季來此上課，迄今三個余月，計實上課只有一個月而已。原為求學而來，若此未免誤其時間，且教師有用廣州語教授者。他們“思欲回洋，又因入口及其他不便，實進退維谷”。陳嘉庚勸他們既歸來應暫忍耐，他“當勸校長改善”，指出“有此充裕經(jīng)費，當然不致簡陋。或者移來不久，教師難聘，否則決不致如是。觀貴校長似亦活潑，若肯認真負責，必不使諸生失望也”。

7日，下午三點多西南運輸處、華僑中學及各界在露天開歡迎會。陳嘉庚報告代表南僑回國，及歷過各省各情事，約一個半小時。在場男女兩學生，暈眩倒地。他說“此地天氣最佳（華氏七十度，21℃），且經(jīng)午后，何至如是虛弱。余經(jīng)過十余省，開會百余次，絕未曾見有不健康若此者，希當局注意改善為幸”。他在《南僑回憶錄》中寫道：“前聞人言，保山為中國瑞士，及到地所見，絕無優(yōu)美風景可言，僅有天氣不甚寒暑，聞終年最冷六十左右度（華氏），最熱八十余度（華氏）。市場雖非小，而街道甚劣，全無修整，汽車雖可通行，震動難堪。店屋亦簡陋。且有一種陋習，最阻社會之進步，凡建筑屋宅，無論工人如何延遲，屋主無權干涉，亦不得另雇他人。在街內(nèi)見新筑未竣一間小醫(yī)院，約如住宅，可住兩家，論普通工程，至多五六個月可完工，聞已動工二年之久尚未告竣，其習俗腐化有如是者。”

8日，雞鳴時離保山將來芒市，因惠通橋上午九點鐘起禁止通行，故須趕早起程。至橋時八點半，陳嘉庚等下車步行橋上，“詳細視察橋之兩端，近處俱是高山，大約高可五六百尺，敵機來炸許多次，因山高不便低飛，所下炸彈不下千百個。橋邊屋舍盡行倒壞，山下各處炸彈痕無數(shù)。橋中雖有炸壞，然非要害，修理一兩日便竣。唯鋼吊繩在右橋頭，炸斷兩條，計該橋兩邊各用二寸徑鋼繩九條，雖斷兩條，尚有七條。據(jù)趙君言，如有四五條尚足通行。橋長僅八十公尺，橋下江水緩流不急，自水面至橋板，高三十英尺”。他問“趙君江水漲落相差多少？答終年如是，相差少許。又問流水急慢如何？答亦不甚急激”。“自敵機來炸之后，交通部經(jīng)鳩工從兩橋頭開斜路至水面，擬用渡船運貨車，可免專倚靠該橋。以三十尺高之斜度，便至水面，路途不過半公里外。若有渡船可通，該惠通橋縱或被敵機炸壞，亦無關緊要。而敵人極力轟炸許多次，尚未甘休，亦是愚笨。所可怪者，西南運輸處兩要人，但知橋壞有運輸不通之危險，竟不知雖炸壞，絕不至阻礙運輸，有何危險可言。而身負抗戰(zhàn)軍運之重任，不曾到地履勘，昆緬往來只坐飛機從天上過，安能知曉實際狀況乎？”

“惠通橋兩邊均立碑揭示蔣委員長嚴令，禁止各車輛非時過橋，每天由上午九點鐘起，至下午三點鐘止，并說明該時間防敵機來炸，故須停止通行。距離橋頭兩端數(shù)百步，并設有閘架，查其原因，為恐敵機常于該時間內(nèi)來炸，貨車適運到橋上有被炸之虞。然該橋長僅八十公尺，運貨車瞬息即過。且車夫如聞（飛）機聲，定駛往樹下可閃避之處，何致在橋上被炸，此乃普通人所能曉。茲乃禁止該時間內(nèi)通行，未免致使兩端貨車連接許多輛在路上等候。如敵機來炸，豈不更覺危險，無乃安危倒置乎？況該段路程甚崎嶇，夜間不便通行，日間又減少半日，阻礙軍運不少，真乃一舉兩失。我國人常識淺陋，而負責人亦如是，妄報上峰下此禁令，可勝嘆哉！”

惠通橋（該圖片來自網(wǎng)絡）

8日下午到芒市。在招待所接到蔣介石復電兩份，一說：“來電收，閩省田賦系中央意旨，閩事可電我知，切勿外揚。”又一說：“昆明來電巳收。”陳嘉庚認為這兩電，“一無關系，一則護惡諱疾”，“復禁余勿言，其主意莫非陳儀握權，職居刀俎，而閩民應當任其魚肉乎”？

在視察公路期間，到一城鎮(zhèn)得知有一名華僑車夫無辜被運輸處關在黑房里已三天，受盡虐待，既非常氣憤，又感傷得流了淚，心想：我號召人家回國服務，想不到竟有這種令人痛心的事發(fā)生。立即拿出五十元給這車夫買衣服，并交一千元給侯西反，要他在返回昆明的沿途上到醫(yī)院慰問華僑車夫，每人贈一二十元。

在《南僑回憶錄》中，陳嘉庚寫道：“昆明龔主任，前次對余應承，改良運輸三件事，準在一個月內(nèi)各站實行。余此回沿途所見，仍舊腐化絕無改革一件。是晚在芒市，與中央兩委員，及保山運輸主持人等開會。余言沿途視察已告終，明天將離別，對于改善路政，如若干處路面須增闊，又若干處彎曲，亦須修妥，及某某處有危險性諸項，趙工程師逐一接受，云當積極改善。至管理運輸腐化事，此條龔主任既食言，希望劉委員回渝報告，設法改善。余待到仰光，電請蔣委員長，如獲同意，則留侯西反、莊明理二人，盡數(shù)月義務幫助改妥。又各運輸處各立門戶，同為政府服務而不統(tǒng)一，不但人多費大，所需各物不相周轉，甚至互生意見。車夫亦無一律牌號，由各機關自編號碼，如西南運輸之車，自行列號，交通部之車亦然。凡途中相撞觸，發(fā)生爭執(zhí)無從裁判。車夫既乏相當懲戒，更任意不守路規(guī)，故翻車、沖突、損傷等事，無日或免，損失之巨何只數(shù)倍。西南運輸兩年間，置新貨車三千輛，現(xiàn)僅存可用者不上一千輛，每輛平均僅用六個月而已。若南洋貨車，每輛至少可用五六年。雖無烏油路面，亦不應如此速壞，此完全由管理無方所致。予并將管理腐化各條告知劉委員，請其回渝報告當局。”

9日，離芒市來畹町，入市午膳。“見西南運輸車場，有數(shù)輛貨車，均名華僑先鋒隊。視該車甚陳舊，似乎已用過數(shù)年，然該車系本年春初，始由西南運輸處請求，并電行政院同意，由南僑總會捐買一百輛，費新加坡幣二十余萬元，對英政府聲明系在緬界內(nèi)需用，故免由逐月義捐匯款內(nèi)抵扣。四月杪在仰光交車，添造車斗至六月間完竣，開始運貨。迄今僅五六個月，何得如此陳舊。至先鋒隊之名，乃西南運輸處所編號，前曾函渝告余，故知之。該車后來多有運至昆明者，不但行緬甸而已。莊明理君同余至仰光，即將回昆明，余囑其沿途調查此華僑先鋒隊，一百輛車現(xiàn)存若干輛。一月后接莊君自昆明來函，云僅存可用者廿三輛，其他七十七輛有損壞者，有乏附屬品可修理者。又其年秋間復買贈貨車一百輛，計是年共贈二百輛，而后來之一百輛不知下落如何。南洋華僑募捐款項，多由零星湊集，如百數(shù)元，或十元八元一元兩元，辛勞工作積少成多，非是向資本家一呼便集之容易措辦。而彼輩公務員，則視若泥沙，上峰復委任不曉事、不負責之私人主持此抗戰(zhàn)重要之軍運，可勝嘆哉”！

午膳后即起程，離我國界而入英緬界，晚后至臘戍，旅舍皆滿，后三人共寓一所，非房非廳。

10日下午，到舊緬京瓦城，在福建會館和華僑籌賑會作簡短講話。次日，又發(fā)一電給蔣介石，談改善滇緬路運輸事，說：“路中凡太狹及彎曲危險者，要速改，西南運輸管理無方，車機易壞，運輸減少。前龔主任許速改善，迄今數(shù)月仍舊腐化，急待改善，現(xiàn)每天禁半日不許通車，實極錯誤。”12日晨到達仰光。為使滇緬公路運輸管理工作得到確實改善，指定莊明理為南僑總會常駐滇緬公路代表，留在仰光工作，并囑咐莊辦幾件事：（1）滇緬公路狹窄陡險的地方要修；（2）購置五百輛貨車；（3）修路所需之柏油國內(nèi)很缺，由南僑總會供給，民工由西南運輸處負責組織；（4）由南僑總會出錢，由莊在仰光購買一批保養(yǎng)洗刷車子用的工具；如水管子、打水機、鏟、刷等回國。15日，在仰光華僑歡迎會上作了長達三小時的報告，詳述回國訪問經(jīng)過、最近抗戰(zhàn)形勢及必勝的道理，勉勵華僑“更加努力，多寄家用及義捐”。并以極其樂觀的語氣向與會僑胞提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第三次視察云南（1955年10月）

1955年10月，陳嘉庚在云南貴州兩省考察，重點了解民族工作。日期和行程未見具體記載，但從《陳嘉庚在歸來的歲月里》之“祖國萬里行”和1956年初發(fā)表的《偉大祖國的偉大建設》一文可知考察的大概內(nèi)容。

陳嘉庚（1955年）

陳嘉庚在考察報告中指出：云南有36個民族，貴州也有20多個，彝、苗、布依、傣、侗、白等少數(shù)民族分別占兩省人口的32％和25％。長期以來，民族之間隔閡很大，歷代統(tǒng)治階級無力處理甚至擴大這種隔閡，結下了千年仇恨，形成大民族住城鎮(zhèn)，次民族住小集鎮(zhèn)和農(nóng)村，弱少民族則被迫散居于深山偏僻之處。這些弱少民族，唯一的生產(chǎn)工具是鐮刀，春天砍伐草木燒成灰，播種后就坐等收成，稱為“刀耕火種”。這種生產(chǎn)方式產(chǎn)量低，對山林破壞又大，而且二三年后，又要轉移到有草木的新地方耕種；沒有衣穿，披著羊皮御寒，生活極端窮苦。邊疆民族還有一個特點，國內(nèi)有此民族，國外也有。如傣族，在我國與緬甸、越南、老撾、泰國的交界處都有。他們的民族界限很清楚，但國家界限就不很清楚，帝國主義就是利用這個特點在邊境進行種種煽動，制造復雜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民族糾紛，以售其奸。因此民族工作在這兩省是件復雜又必須做好的艱巨工作。

陳嘉庚通過聽取介紹，與省長和有關人員交談，實地考察和參加少數(shù)民族舉行的文藝晚會等活動，認為兩省的民族工作是取得成果的。他有幾條較深的體會：一是兩省均提出“民族團結”“團結對敵”的口號。認為團結包括漢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之間、少數(shù)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之間、以及本民族內(nèi)部的團結。只有團結一致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才能對付帝國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挑起的民族仇恨和邊境糾紛。二是民族政策最重要的是民族平等、友愛、互助。不管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對待和友好互助。現(xiàn)在各級自治政府、各個農(nóng)業(yè)社都有不同民族干部共同工作，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漢民族承擔著大力幫助各少數(shù)民族的義務，包括支持各種生產(chǎn)工具、種籽、改進耕作方法，解決衣物日用品需要；開辦醫(yī)院、衛(wèi)生站、中小學校，為他們治病，提高文化水準。三是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在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方建立自治組織，自己當家作主，讓本民族的人，用本民族語言，辦本民族的事，這是民族政策最關鍵的一環(huán)。

1955年祖國萬里行

陳嘉庚在《1955年考察報告》初稿的序言中寫道：“由于政府推行正確民族政策，少數(shù)民族與漢民族融洽相處，共享生活在祖國大家庭樂趣。對政府各種政策均極力擁護，現(xiàn)在致力于生產(chǎn)建設。”

【參考文獻】《南僑回憶錄》《陳嘉庚年譜》《陳嘉庚言論集》《陳嘉庚在歸來的歲月里》

來源：影居

(責編：劉瓊、張雯)